與美國隔著太平洋的彼岸，人們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日本人習慣依循一條設計好的人生路徑，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畢業，然后找個能待一輩子的好工作、結婚生子；這種傳統文化特別強調成功，而且往往是規避風險，與美國新創公司文化的冒險精神完全背道而馳。
在不久前有一場由Silicon Valley Forum主辦的晚會，集合了日本企業家與投資者，目標是要為日本的創新以及“硅谷的生意模式”搭橋。
“失敗在日本有非常非常嚴重的后果；雖然日本人的生活(在過去三十年來)有了些許變化，但是大多數人仍然會在同一家企業待一輩子。”日本新創影像分析軟件公司Brand Pit共同創辦人TT Chu表示：“基本上在日本沒有二度就業市場，如果你離職自己創業卻失敗，就真的無法再回到職場。”
然而在日本的東京與大阪等城市，現在有一些特別聚焦于物聯網(IoT)的小型化、組織嚴密的新創公司，因為這些地方有大量的硬件工程師。Brand Pit另一位共同創辦人May Yamaura表示，這些新創公司大多數的人超過30歲，因為創新的日本公司偏好雇用年輕人。
“不過雖然大公司也嘗試創新，因為企業文化的關系他們幾乎做不到；”Yamaura接受訪問時表示：“這讓新創公司很難與大企業合作，而這也是 為甚么日本政府正在嘗試推動新創公司。”
Brand Pit取得了日本新能源產業綜合開發機構(New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NEDO)所提供的資金，該機構提供日本新創公司種子階段的投資以及研發經費。
“我認為日本這個國家以及政府在市場營銷方面非常不足，人們講到創新會想到中國甚至是巴西，但日本總是未被忽略；”World Innovation Lab的共同創辦人暨 執行長Gen Isayama表示：“一旦日本提高意識，人們將會快速了解穩定的社會是如何，以及一個大國能如何；如果你能透過官僚體系工作，并與企業耐心合作， 結果可能會是很好的。”
Tirias Research首席分析師Kevin Krewell表示，除了文化障礙為生意帶來的挑戰，日本新創公司也面臨缺乏天使投資者與風險資金的窘境：“這意味著有很多日本的杰出技術，其實可以更創新以及全球化；日本的成功企業家應該要著眼日本以外的市場。”
有數個組織看好日本成功新創公司以及具遠見企業家將推動的下一波浪潮；例如Isayama的World Innovation Lab，就投資了多個階段的日本新創公司并培育新企業；還有一家投資公司500 Startups，針對日本新創公司推出了“預加速器”企業家教育課程。
美國史丹佛大學的國際研究所(Stanford’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stitute)，有一個“硅谷-新日本專案(Silicon Valley - New Japan Project)”，目標是 厘清大企業、快速崛起的大型新創公司，以及新崛起的新創公司能如何利用硅谷生態系統。
由左至右：硅谷-新日本項目主持人Kenji Kushida，以及Steve Goldberg、Zafer Younis、Gen Isayama
“我真的對日本創意印象深刻，每樣東西看起來都很不同…而且我認為硅谷可以提供一個很棒的渠道，將一些日本的想法推到全球；”500 Startups風險投資伙伴Zafer Younis表示：“我們這里有很多人都從日本學習，我認為日本文化中有太多特質能豐富創業思維。日本的創意指標是頂尖的，除了日本人自己以外的所有人 都認為日本非常有創意。”
日本的企業家也需要學習如何恰當推銷想法，并杠桿連結大型的日本企業。“投資者總是在尋找杠桿效應：如何讓一個想法能獲得大量的客戶、銷售機會或曝光機會？”風險資本公司Venrock的合伙人Steve Goldberg表示:“在電子公司、無線公司或汽車公司之間，你可以在日本將他們連結在一起，然后期望能在美國利用那 些連結；而硅谷的投資人喜歡的是么，我們已經知道了。”
Isayama建議，日本企業家應該搬到硅谷一段時間，因為硅谷的生態系統太獨特，是其他地方很難復制的：“我認為日本人需要利用已經在硅谷的東西，把這些企業家精神帶回去，建立一個可以發揮某種龐大潛能的循環；冒險很困難、要與眾不同也很難(特別是在日本)，但在這里逆勢而行才有機會成功。”
Chu表示，在日本復制硅谷文化會很困難，但大幅度的改變需要發生──特別是年輕人的心態──在通常孤立的日本新創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橋梁能建立起來之前 。
“當我們第一次共同創立這家公司并尋找年輕員工，最常聽到的問題就是“如果你們失敗了呢？”…如果失敗，就是振作自己然后再試一次！”Chu表示：“我們 是自由人而且能做選擇，我不會后悔我所選的，我真的很享受我正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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