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年初,當對沖基金投資公司Starboard Value看上邁威爾科技(Marvell Technology)的新聞剛剛爆出時,芯片業的前輩們淡定地表示:“這出戲碼以前就上演過了。”
更準確的說是發生在4年前——2012年,Integrated Device Technology (IDT)發現自己成為同樣這一對沖基金的目標。盡管Marvell和IDT受到這些激進投資者的沖擊情況有很大的區別,但這些攻擊活動造成的破壞與劫難是相同的。
而區別這兩個案例的關鍵就在于人為因素,影響所及甚至包括Marvell可能的結局。在2012年時擔任IDT執行長的Ted Tewksbury由于繼續留在IDT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Ted Tewksbury,IDT前執行長、現任MaxLinear董事兼Jariet Technologies董事
Tewksbury坦承當時確實毫無防備,但堅持不懈地與被Starboard強迫安插進來的董事會成員打了一場硬仗。這場苦戰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
由于對IDT的未來深具信心,Tewksbury——在2013年8月之前一直是IDT執行長——用盡他所掌握的所有武器抵抗外來入侵者。盡管獨自作戰取得了局部的勝利,但也付出了很大的犧牲。
“這是我職業生涯中非常痛苦的一段時期,”他回憶道,“但那些對沖基金投資公司未曾料到我會加以反擊,”Tewksbury在最近接受采訪時表示。
在將近1小時的采訪中,我們討論了Tewksbury離開IDT后的生活,包括他最近的重大計劃。Tewksbury在2014年11月成為 Entropic臨時執行長,并在2015年2月將Entropic出售給MaxLinear?,F在,他同時是MaxLinear 和Jariet Technologies這兩家公司的董事。
Ted Tewksbury回顧了在IDT的最后18個月,并分享在與對沖基金投資者抗爭過程中獲得的經驗教訓。他也表達對于當今芯片業的顧慮,以及對于未來的期望。以下是與Tewksbury對談的一些內容摘錄。
您在離開IDT后的生活如何?經歷過哪些事?
Tewksbury:就像其他失業的前任CEO一樣,我一直在做咨詢,與私募股權公司一起工作,也協助新創企業籌募資金以及擬定策略。
此外,從2010年9月‘當時還掌舵IDT’起,我就已經是Entropic的董事會成員。當2014年Entropic CEO發生丑聞后,董事會解雇了Patrick Henry,并邀請我擔任Entropic的臨時總裁兼CEO。在短短兩年內,Entropic首次出現獲利,讓我們能夠在六個月內將公司出售給MaxLinear。(注:Patrick Henry領導了Entropic公司11年,但因在猶他州攻擊《比佛利山莊的保姆》(Beverly Hills Nannies)真人秀節目演員Ari Bellamar而獲罪。)
Entropic是倡議“同軸電纜多媒體聯盟”(MoCA)家庭網絡標準的先驅,擁有多項連接技術,但從未生產過射頻(RF)或模擬前端產品。而MaxLinear則是整合RF與混合信號IC的主要供貨商。因此這兩強連手將發揮更大的綜效。MaxLinear執行長Kishore Seendripu將該公司經營地有聲有色,而且也完美地完成了這次收購。
除了是MaxLinear的董事,我同時身兼Jariet Technologies的董事。Jariet是一家從Semtech獨立出來的新創企業,利用14nm FinFET等深次微米制程,充份發揮模擬性能的優勢,實現了市場上最低功耗、最高性能的轉換器。這些轉換器可以用于無線回程等應用。
您會一直從事咨詢的工作嗎?
Tewksbury:我認為咨詢并不是一項適合我的長期工作,因此正在尋找更永久的工作。我其實不太好意思說出口,因為我的中國客戶越來越多。中國不斷冒出來許多私募股權公司,因而對咨詢業務的需求越來越多。他們請我們確定領導能力以及可能在美國國內收購的對象。
但我更希望能振興美國的半導體產業。今天的美國芯片業持續處于前所未見的整并模式。在承受短線投資者帶來的壓力下,許多公司發現他們自己很少有時間進行創新,這是非常令人擔心的。
隨著更多的美國芯片供貨商及其技術被這些海外公司收購,我們面臨兩大問題:安全的顧慮和失去競爭力。
相形之下,中國芯片公司的背后都有政府的強大支持。他們正打造一個強大的生態系統,其中包括從設備供貨商到不斷成長中的亞洲客戶等每個環節。像清華大學(Tsinghua University)等高等學府也也致力于培育更多優秀的工程師。芯片供貨商可以獲得來自創投(VC)和私募股權公司的大筆資金。中國相當重視半導體產業。半導體產業持續并購(M&A)活動態勢(截至2015年10月)來源:Dealogic、McKinsey Analysis
在我們轉移注意力的同時,中國卻在半導體業務方面創造戰略性價值。
您說想成立公司當CEO,這和擔任董事會成員有什么不同?
Tewksbury:CEO必須要有遠見,不但擬定計劃、設定目標,還要建立公司的核心競爭力。而董事會就不是公司經營的想法和價值來源。他們的責任是指導和審計,扮演的是更被動的角色。
不過,董事會是一家公司的精神核心。如果與公司的步調不一致,就像我們在IDT經歷的那樣,那么公司就會陷入困境。
IDT究竟發生了什么?
自從您離開IDT以后已經有4年的時間了。也許現在是時候告訴我們,你在IDT的最后18個月中究竟發生了什么?
Tewksbury:讓我們把時間撥回2011年底到2012年初吧!我仍然記得2011年底的那一天,當時我們的財務長剛開完會回來走進我的辦公室。他看起來臉色蒼白地說,我們得談談Starboard。
我問:誰是Starboard?我當時是有點天真,但那是2011年底——遠在激進投資者明顯表露對于芯片公司的興趣之前。總之,財務長解釋說他與Starboard的Jeffrey Smith見過面了。我們的財務長說,“我看到的是一個眼睛里沒有靈魂的人。”
不久之后,我們收到了一封來自Starboar管理成員兼研究總監Peter Feld的信。信中禮貌的建議我們應該見面詳談。因此,我們在舊金山開了第一次會議。
在這次的會議中,我們先擺明了原則與立場。我的觀點是,公司必須建立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取得成功——以IDT而言,那就是時序組件。此外,公司也需要投資未來。但Starboard的那些家伙大致上說的是,我們是在電源管理、無線充電和射頻(RF)方面浪費時間。
他們說:“你們應該有所側重,只做自己最擅長的產品。”同時,在第一次會議之后,他們寫了一封信給IDT的董事會。
當時您對于對沖基金投資商了解多少?認為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Tewksbury:當時所知有限,未能真正了解、也沒意識到他們的能力。由于是較早發生的案例,我一直認為只要在做正確的事,董事會應該會支持我們。
但那時銀行方面開始玩真的了(這是他們的工作,也是他們賺錢的方式)。在2012年4月提交了13D后,事情很快急轉直下。
我想反擊,因為我對自己的策略相當有信心。
但董事并不支持。董事會的工作是風險評估和審計CEO。未來會怎樣并不是他們考慮的內容。Starboard與董事會沆瀣一氣,并成功地獲得了三個席位。他們‘對沖基金投資者’的任務是:盡可能地增加利潤,并在15到18個月的窗口期內提高股票價格。即使他們標榜自己是為了全體股東的利益,但實際上并不是。他們只想‘透過短期收益’追逐自己的利益。
所以,Starboard推薦的三位新董事在2012年6月加入了IDT的董事會。其中包括了Peter Feld和Jeffrey McCreary。他們開始按照劇本來演。你應該知道劇本的內容——進來之后先削減研發經費、出售未來產品,并將公司中一部份的產品或者整個公司賣掉??傊?,他們帶來了一場浩劫。
在苦戰中取得成功
但Starboard并沒有馬上把您從IDT趕出去。實際上,您在那里還繼續待了一年多,一直到2013年8月突然提出辭呈。隨后McCreary成為臨時執行長。事實上您跟Starboard苦戰了近一年半的時間,這很不尋常。
Tewksbury:是的。在Marvell案例中,Starboard一上來就把Marvell的CEO攆走了。不久前,來自Starboard的Richard Hill被指派為Marvell主席。
而當Starboard進入IDT時,他們沒有預料到我會抗爭。我要保留無線充電(當時還是新興市場)、RF和RapidIO。我知道時序業務的發展不錯,但我也知道必須投資新領域以保持未來的成長。
因此,當我在IDT時,我認為自己成功地與其抗爭,但也不是完全沒有瑕疵。我們把閃存控制器賣給PMC Sierra、智能功率計賣給愛特梅爾(Atmel),也把高速數據轉換器賣給了蘋果(Apple)。IDT應該保留高速數據轉換器的,它們在4.5G和5G市場中特別有用。
在經過漫長的抗爭后,什么原因迫使您離開IDT?
Tewksbury:當他們告訴我要出售RapidIO業務時。那時我們的RapidIO產品才剛贏得華為的設計。但我被告知要讓客戶知道IDT正計劃退出下一代RapidIO市場。當時我說,「我受夠了」,這整個行動肯定會破壞我對客戶的誠信和承諾。
接著是McCreary接管的時期。但他也沒有待很久,還不到6個月的時間,2014年1月就由Greg Waters接任IDT總裁、CEO和董事會成員。McCreary無疑是擔任這一要職的錯誤人選。他采取新的激進策略,招致客戶的反對聲浪,甚至開始背叛IDT。董事會不得不讓McCreary下臺,改派Greg Waters取而代之。
Greg理解IDT的處境,重新回到我們的既有戰略上,也保留幾個重要的產品線,包括RF、無線充電和RapidIO。
當一家公司被激進投資者攻擊時,您會推薦其它CEO也采用您在IDT的方式嗎?或者有什么比較具體的建議嗎?
Tewksbury:不會,一旦這些家伙進來就為時已晚了。「推土機」一旦啟動就不會停下來。但你能做的最多就是推遲一些時間而已。你可以順從他們來減輕災害,認
真地考慮他們的建議,向他們提供漸進式的微幅削減,以及象征性地出售一些產品線。慢慢地讓步,以時間換空間——直到他們離開。
我要說的是:盡量讓‘對沖基金侵入者’遠離董事會,直到你建設好正確的防御工事。我們在IDT沒這樣做,但有類似累積投票的作法。
更多的建議是:保持建設性對話,不要帶情感進來,削減步驟慢慢來。
當您擔任Entropic的臨時執行長時,Entropic事實上正受到激進投資者的攻擊。您的加入就是要削減成本和出售公司?
Tewksbury:是的,Entropic第一次受到Starboard的攻擊是在2013年底。一年后它又成為Eric Singer“他在紐約成立了Vertex Capital Advisors”的目標。激進投資者對Entropic收購Trident非常惱怒。Patrick Henry的丑聞更是雪上加霜。
我知道這聽起來非常自私(因為我接受了這份工作)。但激進分子的參與并不都是負面的。Entropic當時需要一些改變,而董事會無法夠快地因應變化。在最終的分析中,我讓Entropic回到營利狀態才加以出售。
我認為局外人介入基本上有三種不同的情形。首先是公司面臨機能失調問題——例如失去業務目標,他們就需要一種新的聲音。在我看來,Marvell和Entropic就屬于這一類。Marvell正因為去年秋季的帳務作假而接受調查中“該公司延遲2016財年第二季和第三季財報”。Entropic則是爆發執行長的丑聞。
第二類是公司的營運支出(OPEX)高于同行其他公司之時,也就成為他們的目標。IDT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第三種情況是對沖基金投資者很聰明,也自己做研究,發現某些技術的價值和爆炸性的成長機會,然后試圖進入公司發筆橫財。我相信在這個產業中也有建設性的投資者。
當今CEO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Tewksbury:最大挑戰是在短期和長期目標之間做出平衡。如果未進行長期投資,公司將面臨更長期的衰退。當然,三十年風水輪流轉。當一位CEO投資于長期目標之后,下一位執行長可能坐享其成。但接著,他很可能會由于自滿而疏于未來的投資。
畢竟,想要持續很多年保持高成長是相當困難的。特別是成功經營公司超過一到兩年的窗口期也并不容易。
正如你知道的,只要削減研發經費以及進行更多裁員而使利潤最大化,相對上較容易多了。你不需要有多高的學識就能做到這一點。
對沖基金那些家伙喜歡說,他們有著一流的記錄。這是當然的,只要看看他們的短期成績就知道。但重要的是一家公司經過最初三到五年發展后的狀態——在各種破壞已經結束之后。
最后,你認為美國半導體產業將走向何方?
Tewksbury:如前所述,我非常擔心美國芯片業的狀態。
然而,我非常看好芯片公司擁有的巨大機會。例如,物聯網是一個被過度使用的術語,我并不喜歡,但想想幾兆的無線傳感器及其所形成的網絡。它們需要能量采集,也必須使用功耗更低十幾倍的電子組件。5G的創新機會巨大——包括宏基礎設施、Wi-Fi和小型蜂窩基站。
然而,讓我感到失望的是,許多美國公司都在目光短淺的激進投資者帶來的壓力下苦撐。
您的意思是被中國投資者收購也并非最佳解決之道?
Tewksbury:中國當然有著受尊崇且專業的私募股權公司,但也有許多令人討厭的賞金獵人型利益追求者。老實說,一些誠實的中國私募股權公司也有此顧慮。我認為我們都需要意識到,美國半導體產業一直是技術社會的核心。“如果將資產出售給海外公司”,美國應該擔心其安全性,并可能失去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