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很大，中國內部也不是同構型的；中國在知識產權(IP)的保護上有不太好的紀錄，但針對新技術與產品的研發，無論是在中央、省級或地方政府都有龐大資金補助，也有廣大的內需市場作為支持…總而言之，中國市場是個有優點也有缺點的大雜燴。

到目前為止，只有很少數的西方企業與學術機構能妥善應對中國的“IP地 雷”，與當地建立成功的伙伴關系并贏得市占率；北京大學產業技術研究院院長陳東敏(Dongmin Chen)在接受EETimes 美國版編輯訪問時表示：“中國是復雜的。”而這正是他著力之處。

陳東敏目前也主導北京大學的科技研發部門，是一個名為“開放創新平臺(Open Innovation Platform)”計劃的幕后推手；他解釋，該計劃是要在尋找投資項目的中國風險資金業者，以及中國各大學或新創IP供貨商(無論東西方)之間扮演媒合角色。陳東敏曾是美國硅谷創業家，并曾執掌哈佛大學(Harvard)量子組件物理實驗室(Quantum Device Physics Lab)長達15年。

根 據陳東敏指出，如果“開放創新平臺”計劃成功，可望為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帶來深遠影響；無論是中國科技業者、相關大學院校與政府機構，都在尋求來自西方的更 多技術轉移。這類活動過去因為中國在IP保護上的不良紀錄而受到阻礙，陳東敏是賭上了北京大學以及他自己的專業聲譽來正視這個問題，其目標是藉由開放平臺 來宣示中國保護智財權的承諾。

北京大學產業技術研究院院長陳東敏

在不久前于北京舉行的一場論壇中，針對中國科技部一位官員指“借用、消化、重新發明并創新”外國技術是中國可采取的作法，陳東敏公開表示不贊同；他響應，這種作法在其它國家的眼中就是侵犯知識產權。（請點擊這里查看《跟中國做生意，會擔心自己的技術被偷走？》）

陳東敏了解，IP保護是中國最大的缺點之一，因此其“開放創新平臺”特別著眼于這樣的現實，希望能促成在國際性協議之下的技術轉移到中國。該計劃有三大目 標：一是為初期階段的新創公司分擔風險，二是協助海外與中國本地大學院校與中國投資者接軌，三是從基礎上改變中國新創公司的經營模式、讓它們能繁榮茁壯。

陳東敏表示，無論是中國或美國的新創公司“夭折率”都太高；而且目前風險資金業者的熱門標的是軟件，較不關注硬件。另一個較大的問題是：“沒有人專門投資制程或是材料技術升級等領域。”藉由指派技術專家、創業家或是北京大學校友負責不同“媒合”任務，陳東敏認為“開放創新平臺”能拉攏更多準備IPO的企業與中國本地投資者。

此外陳東敏指出，隨著越來越多私人資金轉向更低風險的投資項目，大學院校所擁有的IP更常被局限在校園中無法出頭；在此同時，全球各大學院校都在尋求中國本地的合作伙伴，或是能建立研發聯盟。例如在今年6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就在上海成立了一個創新中心(UW–Madison Shanghai Innovation Office)，目標是做為該校進一步耕耘中國市場的前哨站。

事實上，這類“創新中心”在中國如雨后春筍般隨處可見；不過陳東敏表示，其挑戰不在于競爭日益激烈，而是僅委托幾位專門人員負責營運這類機構是否足夠？常見的問題是要找到中國本地的人才來協助中心的營運，并能夠與中國相關政府機關建立緊密關系。他進一步指出：“雖然中國有各種地方與中央補助資源，但要拿到補助并不容易。”其開放平臺將能協助這些大學院校與企業有效率 地取得更多資金并進入中國市場。

中國新創公司與西方同業的發展模式不太一樣，在1980年代與2000年，中國新創公司主要 是從大學院校獨立出來；陳東敏表示，在過去十年，有越來越多中國本地大學院校讓教授出去成立新創公司，但這種模式的問題在于，教授們是否能由研究人員順利轉換身分為CTO，然后成為稱職的制造部門主管、甚至CEO。

也就是因為大多數教授們并沒有接受過企業經營的訓練，中國新創公司往往最后“不得善終”。“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萬事通；”陳東敏指出：“我不打算聘用終身職教授來執行這個計劃或是經營新創公司，我們需要來自外部的創業人才，可承擔領導計劃的風險，也具備爭取國家補助的能力。”

陳東敏解釋，未來那些教授或是創業家的薪資，將來自于他們自己負責的計劃，并不是由北京大學提供；不過他也表示，該平臺將為尋求創業協助的對象，提供北京大學的技術資源、該校教職員的專業知識以及博士后研究生等。

到目前為止，北京大學對于陳東敏的技術轉移提案響應都很積極；該校納入陳東敏的計劃，有部分原因是他承諾以逐案審查的模式來資助新創公司，這種方法能消除舊 有人際關系、偏袒等因素，而是以一種新的評判基礎來媒合投資人與值得投資、保護知識產權的項目。“中國有資金；”他重申：“但中國需要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 訂定規則并使程序透明化。”